最近，《北京晚报》五色土的“四时佳气”专栏，为读者介绍了二十四节气的深厚文化内涵与北京城历史的交融。其实，作为农耕文化代表的二十四节气，在明清两代的都城北京城的城门命名上，都能够窥知一二。

　　不妨结合地图，看看当年北京内城城墙和城门所在的位置，来感受一下二十四节气如何影响了城门的命名以及功能的设置。

　　朝阳之门：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设计中，四季元素经常被考虑在规划原则之内，这大概和大多数城池都呈方形有关系，每一个方向代表一个季节，行走一圈正好是经历了一年四季。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东汉的洛阳城，这从东汉文人李尤为洛阳城十一座城门所作的铭文中可探知一二。洛阳城东城墙最北侧的城门为上东门，上面铭文这样写：“上东少阳，厥位在寅。条风动物，月值孟春。”这段文字今天读起来显得有些晦涩，不妨简要解读一下。

　　第一句讲的是上东门的位置，古人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和一年的四季相结合，其中东方属于春季，这个季节是万物复苏、阳气慢慢恢复的时节，因此也称为“少阳”。少阳实际上讲的是上东门位于京城之东。第二句则将城门的位置用十二地支做了个注解。《周礼·考工记》中对于国都营建原则有如下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也就是说都城四面城墙，每个城墙上开三座城门，加起来一共是十二座，这就正好对应了十二个地支，而上东门的位置在“寅位”上。第三句则将城门和“八风“结合，并简单介绍了该城门所代表的一月中的物候特征。条风为八风之一，也就是东北风，正和上东门的位置相匹配，而这句中的”动物“二字则是一个动宾结构，讲的是节气对于生物的影响，也就是东风使万物萌动的意思。最后一句则表明了该城门所代表的一年十二个月中的月份——孟春，即春季里的第一个月，也就是阴历的一月。

　　相对于北京城，以明代永乐年间初建的内城而言，东侧城墙上有两座城门：东直门和朝阳门。这两座城门在元大都时期分别名为崇仁门和齐化门。当时元大都的东墙比明代北京城的要向北多出五里左右，而在这条延长线上还有一座城门名为光熙门，至今地铁13号线还有一座以光熙门命名的车站，标识着这座城门当年所在的大概位置。

　　甘博拍摄的朝阳门

　　以这三座城门来看，无疑光熙门代表十二个月中的一月，所从属的节气为立春和雨水，这和东汉洛阳城的上东门是一致的，“光熙”也即指的是阳气逐渐兴盛，无论是“光”字，还是“熙”字的四点底，都代表着“火”这个元素，一年四季中阳气从此开始复苏。崇仁门相对四季当属仲春二月，也就是春季的最旺盛时期，相对于节气则为惊蛰和春分。相应地，齐化门则代表季春三月，所属节气则为清明和谷雨。

　　明代对元大都城进行改造之后，原有的正东门崇仁门（即东直门）变成了东北门，而东侧偏南的齐化门则成为了正东门，并以其朝向初升的太阳而命名为朝阳门。这座城门所代表的节气也由原来的清明和谷雨转为惊蛰和春分，因此在城门南侧，嘉靖年间专门修建了祭祀大明神（即太阳神）的朝日坛。

　　北京城东侧所蕴含的春日因素还不止上述这些内容。清代，每年立春前一日，顺天府都会派遣官员于东直门外的春场迎春。行礼完毕后回到位于交道口西侧的顺天府衙门，还要“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其实无论春牛也好，春场也罢，都体现出了北京城东部特殊的春天属性。

　　正阳之门：炽热盛夏 生机勃勃

　　元大都时期的城池，从正南门丽正门的命名上即能看出其所表达的季节文化和《周易》中的传统文化。古人对于“丽”字早已经有所阐释：“丽，离也”，而《周易》中“离”卦所代表的事物为火，以火的炽热来象征着夏日的生机旺盛再合适不过。

　　永乐皇帝营造北京城，将原有的南城墙向南移动，丽正门也由如今天安门附近挪到了今天正阳门的位置。当时还保留了原有的城门名称，直到正统元年（1436年）才仿照南京的惯例，改名为正阳门。

　　其实无论丽正还是正阳，从四季的角度看都是代表了夏天。东汉时期的洛阳城也是采用了类似的城门命名方法。其南面正门名为“平城门”，铭文为：“平门督师，午位处中。外临僚室，内达帝宫。正阳南面，炎暑赫融。”从铭文上直接能够看到“正阳”二字，说明北京城正阳门的命名，也是几千年来文化的一种传承。

　　清末庚子事变之前的正阳门

　　如果说朝阳门象征着一年四季中的春日，则正阳门所代表的则为最为炽热的夏天。因此在这个阳气最盛的方位，明代皇帝布置了祭祀昊天上帝的天坛，其位置便在正阳门外御路东侧。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平城门的正北为皇宫之一的南宫，而正阳门之北则为明代皇城的前导部分——大明门和千步廊，一路再向北，通过承天门、端门后，便来到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二者从布局上来讲也是基本一致的。

　　正阳门两侧的崇文门和宣武门，在当年规划建都的时候，两座城门的选址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崇文门位于奉天殿（太和殿）-文楼（体仁阁）-文华殿-紫禁城东南角角楼这一线上，宣武门则位于奉天殿（太和殿）-武楼（弘义阁）-武英殿-紫禁城西南角角楼这一线上。可以说这是北京城的另外两条重要辅助轴线，即文脉和武脉。因此正统年间才将原来的文明门和顺承门更名为崇文门和宣武门。

　　紫禁城的文脉和武脉

　　阜成之门：硕果累累 物阜民丰

　　北京城西线的城门和东线非常类似，在元大都时期同样拥有三座城门，最北侧为肃清门，其遗址大概位于今海淀区学院南路小西门附近。明初将元大都北线城墙南移之后这一区域即被置于城外，城门也逐渐荒废。南侧的两座城门被改造后得以继续使用，其中原西侧正门——和义门被更名为西直门，在新的城门体系中由于位居偏北的位置而失去了原有的代表“秋”元素，这种功能最终被原西城墙最南部的平则门所承接，城门在重新修筑后被命名为阜成门，“阜”取“物阜民丰”之意，本身就有茂盛和盛大的含义，二者都象征着秋日里的硕果累累。

　　阜成门

　　元大都在改造过程中，由于南北两线城墙都有移动，因此在明清北京城中保留了原有元代建筑形制的城门只有东西线上的四座。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出，东直门和西直门的瓮城都是方形，这和元代时两座城门作为大都城的正东和正西城门的地位是有关联的。而朝阳门和阜成门的瓮城则和其他瓮城类似，都是近似半圆形。

　　西直门，其瓮城为方形。

　　阜成门的秋日元素还体现在夕月坛的设置上。嘉靖年间在朝阳门外修建了朝日坛，阜成门外则修筑了夕月坛。每年的秋分，皇帝都会派遣官员到此祭祀夜明神（即月神），这也是和阜成门所代表的季节或节气有很大关联。另外秋天也有代表生命凋零的含义，因此明代皇室的墓葬基本都位于北京西郊的西山之下。

　　在东汉洛阳城的城门铭中，对正西门——雍门的描述是“雍门处中（仲），位月在酉。盲风寒浊，雁归山阜”，从月份上说雍门所代表的是九月，节气则是白露和秋分，这和阜成门是类似的。

　　德胜安定：秋收冬藏 江河永固

　　北京城的北线城门比较特殊，在正中的位置不开设城门，这一点来讲和元大都是一致的。巧合的是，东汉洛阳城的正北也没有开设城门，究其原因主要是洛阳城北侧不远便是邙山，并不像南侧那样是水陆交通枢纽（洛河以及通达多处的大道在洛阳南部汇集），因此两座城门主要的使用者还是以皇室居多，老百姓反倒不常涉足此区域。再有，按照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论，北方属于“太阴”，太阴主刑，杀伐为首，因此在北侧尤其是正北不适宜开设城门。元大都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而且这与《周易》中记载的正北坎位不宜开门的理论是相通的。

　　从祭坛的安排看，安定门外有方泽坛，即地坛。每年祭祀的时间在夏至，此时白昼达到了一个顶峰，从此之后，夜晚开始逐渐变长。按照古代的理论，这时阴气开始生发，故在北方的“太阴”区域设置了这座神坛。

　　元大都的西北门被命名为健德门，其命名方式遵循了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爻辞的内容。“健”在此处的解释为“强健、刚健”，“德”字则解释为道德品行，尤其指的是皇帝的“帝德”，甚至可以引申为对于帝祚永延的一种祈愿。

　　比托拍摄，从安定门西望德胜门

　　这一框架体系被后来的明代继承，通过历史记载可以发现，北京城的城门中，北方城门是第一时间被更改的。洪武元年，徐达攻克元大都之后，便将元代北城墙南移至今北二环一线，同时在和健德门和安贞门向南相对应的位置，新筑城门两座，分别命名为德胜门和安定门。笔者认为德胜门的命名，极有可能是在压制前朝的“王气”，即本朝的帝德要远胜于前朝。

　　这只是明代对于这两座城门的第一次改造，后来永乐皇帝在兴建北京城时，又赋予了德胜门和安定门这两座城门更深层次的含义：

　　永乐年间将都城向南拓展近2里，于是各部官署得以在皇城正门承天门左右两侧分开布局（南京模式），而承天门到午门之间的空间也得以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规划方案放置下太庙和社稷坛。这两座礼制建筑的选址和布局，便和北线的两座城门有直接联系。太庙是皇帝的祖庙，在永乐北京城的规划中，太庙和位于其东南的天地坛（合祀天地之所，其位置在今天坛祈年殿），以及紫禁城中的奉天殿（即今太和殿）这三座建筑是在一条轴线上的。这其实是儒家学说中“敬天法祖和君权神授”两个理念的真实写照。如果该轴线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经过德胜门，可以和昌平十三陵的大红门（十三陵总入口）以及位于整个陵区西北方位的关防德胜口连成一线，两个“德胜”遥遥呼应的形势。而另一条轴线是从社稷坛五色土引出，向东北方向延伸，经过奉天殿之后，可以和安定门连为一线，这也就预示着大明江山永固，社稷安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