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旺结婚“三进表”
■阿旺平措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副队长
今年10月25日,我和妻子卓玛满心欢喜领了结婚证,然而这一刻竟足足迟到了7年!
2013年7月21日,我满怀憧憬地拿着结婚申请去履行审批程序。那天,确定恋爱关系已有两年的女朋友卓玛答应嫁给我。
卓玛是一名警察。我们的工作单位距离也就60多公里,车程不到40分钟,但由于工作需要,有时一个月难见一面。两年相识相恋,我和她最终得到双方家人的认可并在各自单位通过了相关程序,定于当年8月13日到民政局领结婚证。
谁知距离领证还有一周时,我被派往那曲执行任务。临行前,我满怀愧疚地给卓玛打电话致歉。她懂得部队的纪律,全力支持我安心工作。可谁都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一年。
2015年8月1日,我和卓玛拿着结婚证明在去民政局的路上时,她接到爷爷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噩耗。自小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卓玛瞬间几乎崩溃。我们半路折回单位请了假,赶赴卓玛家帮助操办爷爷的丧事。我拉着她的手说:按照传统习俗,你要为爷爷守孝一年,我等你。她还没从悲痛的情绪中缓过来,只是含着泪默默点头。
这一等,又是3年时间。其间,2016年2月,卓玛被派往内地学习一年,归队后奉调新的工作岗位,而我于当年8月参加培训,如此阴差阳错,结婚时间也就一推再推。
今年10月17日,我们的工作基本稳定,这时婚姻大事又被提上日程。我拿着结婚申请来到主任办公室,主任了解情况后打趣地说:古有刘备三顾茅庐,今有阿旺“三进表”结婚。他还对我们经受住时间考验、仍旧坚贞不渝的爱情给予高度肯定。
在结婚典礼上,我向亲朋好友回忆了从恋爱到结婚7年来的坎坷经历,深情地对妻子卓玛说:感谢时间的考验,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让我们在生活中珍重亲情,珍爱彼此,终得携手一生。
(罗志强黄自宏整理)
农家乐,乐农家
■殷万平 宁夏固原大湾乡杨岭村村民
我今年51岁,土生土长的宁夏固原杨岭村人。过去我家世代种地,到我这一代,种地的收入比较低,便开始养牛。不过从去年开始,村民们都把自家的牛交给企业去养,每年能拿到分红。我把自己的3头牛全部托管给村上的企业,农闲时便出去打工。
我去了不少地方,最近是在海原高速公路上打工。我有手艺,在工地上干细活,每个月收入还不错。今年大概挣了近3万元,加上养牛的分红,收入比种地多。但也有个大问题,就是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的成长也耽误了。
这两年,我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恰好赶上县乡两级政府准备在杨岭村和周边几个村搞乡村旅游,种花田花海。我打工时见到过外地的村子搞农家乐,住宿、吃饭、钓鱼……城里人玩得热闹,村里人挣得开心。我当时在心里大概算了算办农家乐的收入,应该比打工挣得多。我动了心思,就去找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商量,他们特别支持我,还帮找企业谈合作。
今年年初,合作企业帮我家改造房间,建大厨房,还专门请大厨过来教我们如何把饭菜做好。现在,我家新建的3间房全部被我改成了包间,可以安放近10张餐桌。所有费用由企业掏,说是要把我家打造成样板间,要让周边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才会有信心一起干。企业负责人和我谈定了收入分配比例,地方我出,人力我出,收入双方各一半。说实话,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咧。
今年我家的农家乐还没有正式对外营业,但在“十一”国庆节假期前后试营业了一次,村里村外来了不少人,那7天我们全家齐上阵,几乎没休息。过后算一算收入,每天都有好几百元进账,这可比打工强太多了。我现在很有信心把农家乐搞起来,这是我在2018年干的大事,也是我在2019年要干好的大事!
(本报记者朱磊整理)
“路长”也神圣
■刘靖虹福建厦门湖里区文明办科员
小时候,我就有一个“城管梦”。尽管后来没有机会成为一名城管,但始终怀抱着这样的想法和期盼。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公务员,因工作岗位性质,总是待在办公室里,没时间和机会到基层沾沾泥土,总是为不能给社区居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感到遗憾。
有梦想就有追求。今年是我梦想成真之年。我所在的区委区政府发出机关干部下到社区当“路长”的号召,(路长,顾名思义,就是“一路之长”,包干路段出现什么问题,路长都得介入)。每个机关干部都认领一条路,每周到路上去巡查,哪里有卫生死角、哪里有违章搭盖、哪里有乱停车、哪里有占道经营……“路长”都得去协助解决。我高兴极了,这可是实现儿时“城管梦”的机会。我带上“小红帽”,走在属于自己包干的路上,心中满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一次,我在路上巡查时,看到一个阿姨在摆摊卖烧饼。我主动上前制止,告诉她这属于占道经营。阿姨说:“小妹啊,我们做点儿小本生意不容易,你就甭管那么宽了。”虽然我心里非常同情她,但头顶上的小红帽时刻提醒着我,如果不管理,这个区域的市容秩序会因为我的“同情”而遭受损害。我将心比心地和她讲道理,告诉她占道经营的不良后果,并且建议她到附近的市场申请一个摊位。经过我耐心劝说,阿姨撤走了临时摊位。
有一次,我在金山路巡查时,发现公交车站有一位扛着大蛇皮袋的大爷在等公交车。或许是要等的车还没到,大爷便打开袋子,抓出一大把花生当场吃了起来,直接把花生壳丢在地上。周围市民窃窃私语,却无人上前制止。在没当上“路长”前,我或许也会睁只眼闭只眼,但现在的我带着“红帽子”,顶着“路长”这个神圣的头衔,这给了我满满的勇气和责任感,给了我管理这条路上发生的一切不文明行为的底气。于是,我主动上前对大爷说:“您好,我是这条路的‘路长’,随地乱扔垃圾是不文明的行为,旁边就有个垃圾桶,您可以扔到那儿去。”于是,我蹲下来帮他捡花生壳。大爷红了脸,有些不好意思,马上跟着我一起捡起地上的花生壳。
这样的小事虽然微不足道,但是给了我很多鼓励,让我勇敢承担起“路长”的职责。每次我在路上巡查、帮助市民解决问题时,内心总是充满了快乐和满足。
“路长”制让我实现了梦想。今后,我还会一如继往地延续这个梦想,当好“路长”,纠正不文明行为,为提升城区文明水平添砖加瓦,让这座美丽城市更美好。
(徐林整理)
抛弃陈规勇创新
■王其寒海宁普兰缘起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岁末年初,辞旧迎新。北京冬日寒风凛冽,但时逢正午,阳光依旧温暖。4个月大的“阿尔法喵”正在我们节目主持人陈光老师的怀里时动时静的撒欢卖萌。它的名字是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杨滢老师起的,带着我们节目的科技感和温馨的生活气息,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接地气”。
2018年,我体会最深的一个词是“快”,不仅仅是时间过得飞快,而且“抖音”等各种新型hth媒体热度的增高带快了整个时代的节奏,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的传统知识传授方式还偶尔能在喜马拉雅等音频媒体上见到,但习惯于碎片化汲取知识和信息并愿意用手机分享一切的现代观众口味变得很复杂,什么样的形式和hth方式能够被他们喜欢和接受,几乎是每个致力于媒体制作和hth的机构和个人都必须思考的紧迫课题。
在创办新节目后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跟同事们一起尝试各种创新,不断收集观众的意见和建议,目的就是想让科技节目做得既有时代感又接地气。现场直播、深入校园、街头采访、网友互动、走进企业……所有能做的、可以做的形式我们都大胆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的形式我们觉得观众也能接受喜欢,但有时也会得到尖锐的批评,因为网络观众的反馈特别直接。只有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痛苦的创新过程中达成的共识。
在裂变中痛苦前行的2018年,我达成的最大梦想是抛弃陈规图创新,而创新意味着没有可以借鉴的蓝本,没有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亦如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一样。
脱单了
■余雪燕福建厦门同安区公务员
这两年流行在朋友圈里许愿,我也不能免俗,每逢新年来临第一秒,就许下同一个愿望——今年一定要脱单!
在我不长不短的26年人生里,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居然没有谈过一场恋爱。
更可笑的是,如我一般老大不小却没有过恋爱经历的女生居然不少。于是我们这群人前单身主义、人后寂寞空虚的大龄剩女在聚会时总是指天发誓:“今年一定要脱单!”
但“懒癌”晚期的剩女团里,似乎只有我行动起来了。我开始在家人的安排下频繁相亲。
第一个见面的A男是个建筑设计师,不但个头高挑,还眉清目秀,是我钟情的那种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美男子。奈何美男钟情的美人不是我。
第二个见面的B男有房有车,是个公务员。可我们聊天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他的前女友……
林林总总相亲过十来个奇葩的和不奇葩的男生后,终于出现了个令我印象深刻的X男。
他农村出生却不卑不亢,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年纪轻轻又凭本事当上了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父母虽年迈,却身体硬朗、通情达理。最重要的是,他第一眼见到我似乎就坠入了爱河,整张脸红得像个苹果。
家人朋友都说我中彩票了。可我打死都不愿再见X君一面。因为相亲结束后,他十分诚恳地表示要把自己那辆价值40多万元的大众途观送给我。
“兴许,他觉得我是个可以用钱买的女孩!”年轻气盛的我礼貌地拒绝了他,转头删了所有关于他的联系方式。
一个月后,红娘才终于弄明白我俩这对“年度最看好情侣”为什么没成。红娘解释了一大堆,简而言之就是:X君是个直得不能再直的大直男。
好吧,我原谅他了,但依然拒绝了他再次见面的请求,理由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之后,我拒绝了家人安排的各种相亲,因为疲惫,因为心累,还因为每次相亲我都得起个大早,磕磕巴巴化上不太精致的妆容,对着一个陌生人“呵呵呵”笑上两小时。
我难道又要在人间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年,依旧没有找到归途?直到我和我未来的婆婆对上了眼。
听说那天我在食堂吃饭,未来的婆婆在茫茫人海中一眼相中了我。
得知此事的我也暗自打听了对方一番,条件不错。
我亲自给自己安排了一次相亲。结果喜人,我和我未来的丈夫在相恋的6个月里,经历了一般恋人要花两年时间才会经历的憧憬、热恋、冷淡、怀疑、争吵、分手、复合、订婚等8个阶段。
2018年,我不仅告别了大龄剩女团,明年还要当妈了。人生,果真是世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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